【关闭页面】刘再复:我用心灵来悟证中国文化

他与聂绀弩等前辈是忘年交，聂绀弩赠诗：“彩云易散琉璃脆，只有文章最久坚。”

●他曾作为第一位中国作家与评论家到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颁奖仪式。

●他认为《红楼梦》是中国的原型文化，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则是伪型文化。

从华盛顿到马里兰州的公路依山傍水，让人心旷神怡，不觉路途遥远。车至一幢独立的房子前，刘再复先生已在静候，这是他女儿刘剑梅的家。刘剑梅现为马里兰大学副教授，早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她已和父亲两地书信论学，结成《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最近，父女又将出版《共悟红楼》。刘再复先生常住科罗拉多，与李泽厚先生家相距只有百米之遥，多年来是切磋的挚友。

问起在科罗拉多的生活，刘再复说：“我住在洛矶山下，是一个大学城。我在科罗拉多大学作些讲座，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课程。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也是如此，现在得大自在。”在美国生活多年，刘再复深有感触：“我不仅远离中国，也远离美国，完全生活在自己构筑的象牙塔之中。偌大的美国，对我只意味着：一个宽容的大地，一张自由的书桌，一种正直的人格。”请他谈谈对美国的印象时，他说：“讲美国要分清三个层面：政府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美国的现代社会比较成熟，人比较天真，不会记仇，不像我们这么世故。我们中国文化是崇拜圣人，崇尚神圣，美国是崇尚正直，以诚实为第一品格，把说谎话视为最大的耻辱。我很喜欢这种民族性格，也很适应美国生活。但世上没有理想国，美国也不是理想国。”

由此话题聊开，刘再复不禁回忆起芝加哥大学已故的政治学教授邹谠，邹谠的父亲是民国元老邹鲁。刘再复说：“邹谠先生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学者，他批评全能主义，反对政府什么都要管。有些领域，如个人心灵领域、个人隐私领域，政府是不应当踏进去的。政府的功能要有所限制。”

言谈中，刘再复流露了对不少故交的拳拳思念。刘剑梅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导师是王德威，夏志清算来便是她的“师公”了。刘再复说：“夏先生请我吃饭，搭着我的肩膀对小梅说：”你看，我和你爸爸很强大，所以不用撒谎。‘他是很率直的人。夏先生最大的功劳是让历史活埋的几个作家重见天日，特别是张爱玲。但是不能说张爱玲什么都好，我认为她是一个夭折的天才。她在23岁时写的两部小说（《金锁记》和《倾城之恋》）是天才之作，到了1950年以后，文学立场开始动摇，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尤其是《赤地之恋》，更是政治压倒文学，天才夭折了。

刘再复1959年考取厦门大学中文系。1963年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新建设》编辑部担任文学编辑。1985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1986年出版学术专著《性格组合论》，成为该年十大畅销书，获“金钥匙奖”。1988年12月，刘再复作为瑞典学院特邀的第一位中国作家与评论家到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在北京，刘再复与聂绀弩、钱锺书等前辈结下深厚的感情，受益良多。聂绀弩的诗集中有多首诗赠刘再复。

南方都市报：我访问黄苗子和郁风夫妇时，专门谈到聂绀弩，聂绀弩的旧体诗独具一格，个性也特立独行。你是聂绀弩的忘年交，记忆里的聂绀弩是什么样的？

刘再复：我对聂绀弩非常怀念，对他一直心存感激，他在我心目中是一座人格山峰。近看是一座高山，远看也是一座高山，和他相逢，是我人生的光荣和幸运。从读书中，我追求一种东西，就是跟伟大的灵魂相逢。读书读深了，就可以跟苏格拉底、柏拉图、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康德、托尔斯泰的灵魂相逢。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能跟一种伟大的人格相逢，更是一种巨大的幸福，跟聂老在一起，他那种人格的光芒一直射到我的血液深处。我一直感受着他那血脉深处不可征服的骄傲。我永远不能忘记他。所以，我总是背着《红楼梦》和聂绀弩的《散宜生诗》浪迹天涯，他在我的身边，故乡故国就在身边。

当时他家离我家只有四五座楼，几十步路，我经常过去看他。第一次见面应该是1983年，他始终躺在床上，他的脚干瘦得跟手一样细，什么叫“皮包骨”？这就是。我当时的第一个闪念是，他的身体快要被他的思想吸干了。文学很美妙，但文学也很残酷，它会把一个人的生命全部吸干。那时候他的话很少，但是不断地写，那时候看到他，觉得像蚕整天在抽丝，床边都是他的手稿。他送给我很多东西，有九箱线装书，有一本书是读破的《资本论》。他在监狱里，只让他读《资本论》，他把读懂的地方划上铅笔，而且用毛笔写上小字条，有几千条，这些以后都是重要文物。

南方都市报：你的《红楼梦》研究跟他的启发有什么关系？

刘再复：他说他晚年吃遗产，吃中国古代文学遗产，吃《红楼梦》、《水浒传》等遗产。特别是对《红楼梦》，他是全身心地投入。他有一次发烧发到39度多，周颖大姐要送他到医院去，他死都不肯，周颖来找我：“再复，你帮我去劝劝，他会听你的。”我过去了，他说：“只要你们让我把贾宝玉论写完，你们爱怎么样处置都可以。”这句话在我心中炸开了，这是伟大的不屈的灵魂的诉说与呼唤。从那时候起，我明白，应当像聂老那样，用整个生命去拥抱《红楼梦》，拥抱贾宝玉。只要死神尚未来临，就要把贾宝玉的心灵之光开掘出来。这种精神影响了我，这是大精神的冲击。聂老教会我应多用生命阅读《红楼梦》，用生命感悟《红楼梦》，而不是去表现学问的姿态。聂老从根本上启发了我。

南方都市报：你们在一起谈“三红金水”谈得多吗？

刘再复：《红楼梦》谈得最多，他说《红楼梦》是一部人书。他说五四运动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没有把《红楼梦》作为一个旗帜，五四运动高举的是人的旗帜，个体生命的旗帜，突出个人，突出个性。《红楼梦》正是一部人书，是高举个体生命的书。后来我进一步发挥，五四运动如果不把孔夫子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而是把《三国演义》、《水浒传》作为主要打击对象，把《红楼梦》作为主要的旗帜，整个就不同了。《三国演义》是我们中国权术、心术、阴谋的大全。《水浒传》两个大命题都是错的，第一个“造反有理”，即凡造反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也就是在“替天行道”的名义下，什么都可以干，把四岁的小衙内砍成两半也无妨。武松把小丫环杀了也都可以。另外一个大命题就是“情欲有罪”，其实就是生活有罪，所以女子个个都变成罪魁祸首。这两个命题对中国影响太大了。聂老没讲这个，我现在作一些补充。

南方都市报：很可惜，后来聂绀弩关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成果写得不多。

刘再复：晚年他身体很弱，能写这么多已经很了不起了。当然还有很多思想来不及充分阐述，他写诗给我说：“彩云易散琉璃脆，只有文章最久坚”，经历这么多人生的苦难，最重要的是把文章写下来。聂绀弩晚年很冷静，他说：我们现在中国能有这个样子，就是我以前向往的明天。不要老抓住以前的恩怨。比如很多胡风的朋友对周扬都很生气，但他却让我把他写的书送给周扬。对周扬也有一种同情的理解。

南方都市报：他晚年对舒芜也挺好。

刘再复：他说评说《红楼梦》的文章，舒芜写得最好，你一定要看他的文章。所以舒芜的文章我每篇都看，确实写得很有见解。他说那时候舒芜被人利用，有缺点，但是胡风也有缺点，他曾带舒芜去看胡风，胡风一开门就说：“绀弩，你来是可以的，不要带一条狗来。”这太伤人了！聂绀弩认为舒芜有才华，是我们的环境不好，这也是一种同情的理解。聂绀弩对胡风的感情极好，写了20首诗赠给胡风，每一首都是至情至性！

南方都市报：你和钱锺书先生交往多吧？

刘再复：很多。我对钱先生也是充满怀念与感激。钱先生的挚友郑朝宗是我的老师。他写信给钱先生，说我最可靠，最可信任。钱先生非常支持我的理论探索。1988年我的论文《论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获奖后，他写信给我道贺，还用“有目共赏”四个字评价我，使我受到很大鼓舞。他对我极为信赖，他是社科院副院长，负责管外事，有几次接见外宾的时候，他对外交局说：“你们不要派译员，再复陪我就好了，再复英文不好，我来当翻译。”他对我不必防范，可以随心所欲地畅所欲言，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钱先生去世后，我没有写悼念文章，因为他多次嘲讽悼念文章。《围城》里有一句话：文人最希望有人死，可以做死人文章。他的学问之大不用说了，但他对社会的险恶特别警惕，他对我说：“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被魔鬼抓住。”他什么会都不愿意参加。唯有我主持的三次会他都参加了，一次是给俞平伯先生平反的会，一次是讨论新时期文学的会，一次是纪念鲁迅先生的会。理解钱先生对社会险境的警惕，就可以理解《管锥编》为什么写得像一座堡垒。晚年的钱先生和青年的钱先生不同，晚年的钱先生学问很大，但青年的钱先生更率真，我更喜欢青年钱锺书。我出国以后，钱先生仍然很关心我。

刘再复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1992年，担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马悦然中国文学研究客座教授”。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高级讲师、马悦然夫人陈宁祖开设“刘再复散文”课程。刘再复致力中国古典名著的研究，出版《红楼梦悟》。他说：“中国文学乃至文化最大的宝藏就在《红楼梦》中，这里不仅有最丰富的人性宝藏，艺术宝藏，还有最丰富的思想宝藏、哲学宝藏。我读《红楼梦》，不为考证和研究，完全是出于内心生命的一种需求。”

南方都市报：到美国后写《红楼梦悟》跟聂绀弩当年的启发很有关系？

刘再复：聂老是动因之一。开始写《红楼梦悟》，确实是一种心灵的需要，没有研究意识，也没有著述意识，我总觉得跟贾宝玉的心灵特别相通，看了以后，心灵上总得到一种安慰，一种提升。我确实是带着《红楼梦》到处流浪。感谢曹雪芹创造了贾宝玉这样一种生命，傻头傻脑，完全没有机心，没有常人那种妒忌的机能，算计的机能，仇恨的机能，我们常有的人性弱点他都没有。释迦牟尼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贾宝玉出家以后大约就是释迦牟尼。他父亲把他打成这个样子，他不说一句怨言，他的兄弟贾环用蜡灯油烧伤他的脸，他也宽恕他。他是很特殊的生命，跟我特别能够相通。

《红楼梦》对我最大的帮助是帮我打破一切“执”，尤其是功名之执。还帮助我守持生命的本真状态，不至于和俗流同归于尽。

南方都市报：以前看过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吗？

刘再复：看过，1986年，我当所长的时候，做的一件事就是为他平反，请了四百多个人。胡绳直到开会前的一个礼拜才知道，叫我去他办公室说：“再复，你就是这样自由主义，这么大的事也不请示，现在我才收到通知。你真是无组织无纪律。”我说我刚当所长，不知道，现在怎么办？他说：“赶紧补写请示报告，但给俞先生平反是应该的。”我立即写了一个请示报告。后来，胡绳、钱锺书先生都参加了这个会。俞平伯老先生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到他家里去，他抓住我的手不放，让我看《红楼梦》的几种真本善本。我说：“俞先生，你的身体怎么这么好？”他说：“我的秘诀就是不抽烟，不喝酒，不锻炼，就光看《红楼梦》。”我说：“看《红楼梦》不仅可以带给灵魂健康，还可以带给身体健康。”他说：“可不是。”

他在会上讲的话非常好，题目是《好了歌》，他说他一辈子做的工作是考证，希望以后年轻人多从哲学、文学上去研究《红楼梦》。受俞先生的启发，我不再走俞先生“辨”的路，而走“悟”的路。《红楼梦》受禅宗影响很大。佛教到了中国以后，禅宗把佛教世俗化了，最后变成无神论，用悟代替佛，用觉代替神。《红楼梦》整部作品佛光普照。俞平伯先生讲过《红楼梦》的哲学是色空，但是他讲得简单一点，当然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我是用心灵的悟证来代替对家世的考证和逻辑的论证。当然，悟证也需要有一点阅历的基础。

南方都市报：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和你的《红楼梦悟》，似乎经典成为心灵解脱的很好读本了，借《论语》和《红楼梦》来表达心里想表达的一些话。

刘再复：我更是如此，我跟李先生这十几年常常在一起，读书、对话、散步，我常常向他请教许多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知识。他很理性，我比较感性。他常常提醒我：“你这个人有诗人气质。”确实如此，他是我们当代中国一个很有成就的理性主义者，绝对排除神性，排除宗教。我却一直在神性和理性之间徘徊，而且，总有一种宗教情怀，不过，我只喜欢孤独的上帝，不喜欢有组织的上帝。我对《红楼梦》的解读就有很多主观的色彩。有一哲人讲过，上帝是一个艺术家，不是数学家。这句话是非常深刻的。我确实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反起《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刘再复：我不是简单的反。从文学批评上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杰作。但从价值观上说，这两部作品对中国的心灵破坏性极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康生支持的社科院的左派，流传一个幕后人的三项胜利秘诀：第一，政治无诚实可言；第二，结成死党；第三，抹黑对手。我非常惊讶，后来才发现这三点全是源于《三国演义》。中国人早就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这两部书对人性的摧残、破坏是非常大的。鲁迅先生讲，为什么中国人喜欢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因为中国是一个三国气、水浒气很重的国家，这就是说，喜欢《三国》、《水浒》有国民性的基础。《三国演义》的核心是装，装得越像，成功率就越高。刘备最能装了，煮酒论英雄，就把曹操骗了。桃园三结义则是结成利益集团，义气变质了。人是要讲义气的，纯粹的非功利的义气很美，像伯牙、钟子期的义气就很美。可是义气到《三国演义》就变成了组织原则。曹操本来是了不起的，写诗有大气，有苍茫感，《三国演义》却把他变成最大的坏蛋，改变了历史的事实。整个小说充满了心机，失去了人的本真，最好的东西全都丢掉了。

我们过去讲逼上梁山，往往是指官府把人逼上梁山，可是水浒那些英雄，也把人逼上梁山，卢俊义、秦明等都是不想上山的，他们就用阴谋诡计把他们逼上山。为了让卢俊义上山，使尽各种手段，最后甚至屠城，现在想起来，《水浒传》里有多少东西是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像智取生辰纲，有道理吗？要劫富济贫，真的济贫了吗？可以用不义的手段劫取不义之财吗？当然，《水浒传》作为文学作品是不错，把108将写得那么有性格，在文学层面上是好的，我是从价值观来看，这两种视角是不同的。

南方都市报：你对《金瓶梅》也有另外一种看法？

刘再复：我高度评价《红楼梦》，也高度评价《金瓶梅》，不过，《红楼梦》更深刻，更内在，更形而上，即更富哲学意蕴，水平也更高。一是贵族文学，一是市井文学。两者都是难得的文学巨著。《金瓶梅》没有梦，没有终极价值追求，但也没有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也没有道德法庭。人们如此生活，人性如此呈现，生命如此脆弱，欲望又如此强大，写得极为自然，极为真实，很了不起。可惜，过多的性行为的书写遮蔽了这些成就，人们的注意力被分散了。《金瓶梅》是一部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把生命的原生态描写得淋漓尽致。

1998年，刘再复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与葛浩文教授组织和主持“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发表会议导言：“金庸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2000年秋季，刘再复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担任客座教授和荣誉教授。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跟金庸认识的？

刘再复：我到香港去，潘耀明告诉他，他就很高兴，因为我当文学研究所所长的时候，曾写过一封信给他，想开一个金庸研讨会。在香港便一见如故，我对金庸的作品没有我两个女儿熟，但我能够理解一些她们无法理解的东西。我跟金庸说：“你贡献了一个韦小宝。阿Q是一个失败者，韦小宝是一个胜利者，是一个靠生存技巧爬上社会塔尖的生命，中国人的生存技巧不得了。这套东西在美国是不灵的，在中国就很灵。”金庸的语言是很好的现代白话文，具有古典意蕴的很美的白话文。后来，我跟葛浩文教授在科罗拉多大学主持开了一个金庸小说国际讨论会。金庸跟我小女儿刘莲谈小说，刘莲很熟悉他的小说，成了金庸唯一的记名弟子。金庸除了贡献了韦小宝，还贡献了精彩的英雄系列，尤其是女英雄系列。我们现代文学有一个问题就是女性写得不好，你看莎士比亚的女性写得多好！

南方都市报：金庸的小说也是香港特别的产物。

刘再复：金庸正好是利用了香港这个自由的地方，进行自由想象，不拘一格。中国现代文学只有家国、社会、历史维度，缺少想象力，金庸小说填补了这个缺陷。

南方都市报：你到香港城市大学主要讲什么课？

刘再复：从《山海经》、《道德经》、《南华经》（庄子）、《六祖坛经》、《金刚经》，一直讲到《红楼梦》，也讲鲁迅、张爱玲。

南方都市报：你说了很多香港的好话。

刘再复：是的，我很喜欢香港。我走了全世界近30个国家，我认为中国香港是全世界世俗生活发展得最完备的地方。香港作为精神之城比较弱，但世俗之城非常完善。香港一直是日常生活状态，不是革命状态。日常生活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最难的是充满活力又很有秩序。香港就是这样的地方，它充满社会的活力，样样超负荷，还很有秩序。我很喜欢香港，觉得它有汉唐气魄。鲁迅先生说汉唐气魄是拿来主义，很开放，全世界各种宗教、各种文化都可以容纳，香港就有这种国际大都市的气派。

2000年，刘再复和女儿刘剑梅合著的《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出版。2002年《共悟人间》被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和香港电台评选为香港“2002年十本好书”。

南方都市报：怎么会写起父女两地书？

刘再复：我对文学有一种信仰。有一个青年写信给沈从文，说我对文学有兴趣。沈从文回信说：“对文学不能只有兴趣，要有信仰。”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跟我一样对文学有信仰。小梅有一次跟同学吃饭时说：我读文学，不是为祖国，也不是为我自己，是为我爸爸。她在美国读大学，得到西方的学术训练，长处是非常严格，非常规范，短处是太逻辑，太概念。葛浩文是她的硕士导师，王德威是她的博士导师，我不希望她在西方的学术环境中丢掉自己的悟性，更不要丢失自己的母亲语言。汉语写作是一种充满魅力的事业，不可丢失。中国文化里很重要的部分是感悟，不是逻辑。

父女两地书开始并没有想到是写书的，只是因为剑梅用英文写作，中文慢慢就放掉。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思想很活跃，有时候跟我谈得非常好，我让她写一写，逼着她回信。我在科罗拉多，她在纽约，她传过来，我传过去，便形成对话。后来《明报》开纽约版，我们就开始发表。慢慢地，我们更自觉地来做这件事情，越写越多，有时候，一讲电话就两个小时，讨论一个问题。那时候剑梅很勤奋，一篇一篇写下来。

南方都市报：跟小梅的讨论是不是还有朋友间讨论的意味？

刘再复：我是尽可能去掉父亲相。比如说《红楼梦》吧，最近我们共同完成《共悟红楼》。《红楼梦》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天上的星辰，地上的女儿”。在这本新书里，我们有很多新的讨论，无论是写《共悟人间》，还是《共悟红楼》，我们心灵上都是平等的。

刘再复小传

刘再复：1941年生于福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科罗拉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中央大学、东海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讲座教授和访问学者。著有《性格组合论》、《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读沧海》、《人论二十五种》、《放逐诸神》、《传统与中国人》、《红楼梦悟》、《罪与文学》、《现代文学诸子论》等数十部著作。

本报特派美国采访/摄影：李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