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页面】关于一篇序言的是是非非
作者:朱正
我是1980年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编注工作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聂绀弩……谈不上有什么深交。关于他的事，我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不过胡乔木为《散宜生诗》作序的事，我倒是略知一二……
我是1980年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编注工作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聂绀弩。以后的交往，值得一提的只有三件事，一是他为我的《鲁迅传略》题了一首七绝；二是我帮他编了《高山仰止》和《脚印》这两本集子；三是给他的《散宜生诗》作了注释。此外便没有了，谈不上有什么深交。关于他的事，我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不过胡乔木为《散宜生诗》作序的事，我倒是略知一二。这在我的《飞椽蘸海愧虚褒》一文中已经说过了：
绀弩的诗集，原来他给了我一本香港出版的《三草》，后来听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印一本，我听了很高兴。可是迟迟不见出版。一天谈到这事，绀弩说：这书早就排校完了，可以开印了，现在是在等乔木的序。于是就谈起了这序的事。大约是胡绳把港版的《三草》拿给了胡乔木看的，乔木看了大为赞赏，就说要给人文版写序。于是这本在印刷过程中的书就因为等序而暂停运转了。每一个作者都是希望自己的书早点印成的，绀弩是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他说：我原来并没有想到请他写序的，他说要写，出版社就得等他的序了。他又是大忙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写得出来。又说：你去问问李锐看，看他能不能帮我去催一催他快点写。我还真去问了，李锐说：这事我没有办法去催。
我的这篇文章是登在《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3期上。同一期刊物上还有章诒和的《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一文，对这事她是这样写的：
一天，某知名度颇高的作家读了诗集后，登门拜访。寒暄了几句，便谈起了“散宜生”，遂问：“老聂，拜读大作，佩服之至。不过我还想问问，你是怎么找到乔木，请他作序的？
霎时间急雨骤至，黑云飞扬。忿极的聂绀弩倚案而立，怒气冲口而出，厉声切齿道：“妈的个B，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
这事我没有听说过。在我同绀弩交往的几年里，也没有看见过他有“倚案而立”的时候。至于说，这序是乔木自动写的，绀弩并不曾请他写，这事他对我说过，对别人也说过，还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说过（这信下面要引用），当然是事实。可是说绀弩认为这篇序言把他的书搞坏了，就跟我所了解的情况颇不相同了。绀弩在《散宜生诗》注释本的后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胡乔木同志的序说我对生活有诙谐感。程千帆教授赠我的诗说“滑稽亦自喜”，施蛰存（北山）先生评我的诗，把人家说是什么气魄、胸襟之类的句子，指为诙谐。诙谐，滑稽就是打油，秦似教授当面说我打油。（我早已写信给高旅说我好打油又怕打油。）都是内行话，不仅知诗，而且知人。
这“不仅知诗，而且知人”，可说是很高的评语了。假如绀弩真认为这篇序言搞坏了他的诗集，他是不得已将这篇强加给自己的序言印在书前，那么，他在这篇后记里完全可以不提胡乔木其人其序，完全不必把胡乔木同程千帆、施蛰存、秦似这几位文章知己相提并论，并没有谁强迫（也没有谁能够强迫）他非这样写不可嘛。
这里，章诒和是转述“某知名度颇高的作家”讲述的故事。至于她本人，对作序者的态度以及序文的内容还是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说句公道话，懂诗也写诗的胡乔木是打心眼儿里欣赏聂绀弩的。“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我截取的《散宜生诗•序》里的这段话，足以说明问题。
章诒和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回忆文章，提供了不少别人无法提供的重要史料。我写《反右派斗争始末》（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就引用了她一些材料。她写的亲历亲见的那些事情，例如她同康同璧母女、张伯驹夫妇的交往，都写得亲切感人，真实可信。当然，多年之后的追述，记忆方面多少有些出入就在所难免了。特别是如果所写的并非亲历亲见，而是转述别人口述的材料，那就不见得全都可信了。像这个聂绀弩大发雷霆的故事，当时章诒和显然并不在场。她是转述“某知名度颇高的作家”的说法。而且人们还不知道，是这位“知名度颇高”的作家本人直接告诉她的，或是在这中间还经过了一次或数次的转述。
不过我相信这决不是章诒和的编造。我相信她是确实听到过诸如此类的传闻。甚至在她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很久，我还看见有吕剑和何满子这两位知名度颇高的作家在发表类似的说法。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出版的《芳草地》总第八期（2004年8月）刊出了吕剑的《〈散宜生诗〉逸事》，其中说了这样一件事：
时《散宜生诗》装帧既毕，正待出厂，某名公闻之，急索一读，与出版社先打招呼，并径函聂翁，亟谋一晤。周颖大姐告之聂翁，翁曰：“没有什么好谈的，不见！”其无视权贵及不同流俗若此！惟周姐菩萨心肠，以为拒之似不大恭，“不妨见见！”正欲函复，电话铃响，某名公已决定驱车前来。登楼入室，既坐，大谈聂诗之高，美为“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一株奇花”，并表示极愿为之写一序言。聂氏倚卧于床，如“木头人”，漠然无语。不数日，某名公序言果成，急付出版社，赶印补缀于书前。有心人读此集时，当可发现，初排目录中并无此序，其内幕如此。——乃最知情人所告余者，谅不系误传也。
吕剑虽然说了一个颇为生动的有头有尾有经过的故事，却还是注意了分寸，没有说是他直接听聂翁周姐说的。声明“乃最知情人所告余者”，只是认为“谅不系误传也”，所以乐于负责转述。
现在已经有材料表明这位“最知情人”说的跟实际情况不符。晤谈时在场的黎虹（时为胡的秘书）写的《也谈胡乔木为聂绀弩〈散宜生诗〉作序》（载《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3期）一文中说到了这次聂胡晤谈的情况：
聂的住处是在劲松一区111楼五门三层302号。当时聂老卧病在床，哮喘比较厉害。他的夫人周颖身体也不好，全靠湖北京山老家来的一个亲戚帮助照顾。胡乔木见此情景，首先问他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周颖提出，她的亲戚是农村户口，由于没有粮票，不能长期留在身边，希望能解决她的北京户口问题。胡乔木答应同北京市联系。他看聂哮喘厉害，主动表示，他可以设法买些治疗哮喘的好药，但需请医生对聂的病情开个诊断书。
看了在场者这简短的记述，也就可以知道吕剑栩栩如生地描写的全都是想像之词。绀弩1982年8月2日致友人高旅的信中说：
兄之落实政策事，近已向胡乔木同志提出，请他向有关方面了解，并促成之。此公做事负责，近对我颇好感，曾见访一次，并主动为《三草》作序，谓其特色也许为过去现在将来诗史上独一无二的。溢美不论，对我有此兴趣，故趁其询我有无问题要解决时，专函提兄一笔，想会有下落也。（《聂绀弩全集》第九卷，第332页）
从这封信看来，这次晤谈的气氛还是颇为融洽的。“做事负责”这样的评语，表明绀弩对此公的印象还不坏。这也可以证明黎文所论是可信的。其中写的一些事情，也可以在绀弩书信中得到印证，例如这年11月22日他致高旅的信中，就说到胡乔木为他找治哮喘药的事。两人之间的一些交往，黎文还没有说到。这里只补充一件事：胡曾把自己的近作《有所思》（七律四首，见《胡乔木诗词集》第97页）寄聂，请提意见。聂覆信指出第三首出韵。（见《聂绀弩全集》第九卷，第192页）在胡身后别人为他编的诗词集中，附录了钱钟书对这组诗提意见的信，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附录绀弩这信。其实这样的小事很可以反映出两人的关系的。
黎虹作为胡的秘书，对胡这一方面的情况是了解的，但对聂这一方面的情况就不完全了解了。即如对此篇序言，聂尽管作了“不仅知诗，而且知人”这样的评价，但是仍有不满之处。我知道的是有两点不满。其一，序言中说：“绀弩同志大我十岁，虽然也有过几次工作上的接触，对他的生平却并不熟悉，因而难以向读者作什么介绍。”聂对这几句颇为反感。再一点就是不赞成胡的出注释本的主张。这年10月25日他致舒芜的信中说：
乔序说对我的生平不熟，其意极明：“此人如有历史问题，我不负责！”否则何必提此？乔公是注释专家，我早就不赞成。对《水浒》之类，我就主张不注，他硬要注，我要注少，他要注多，谁听我的？尤其是诗，有一两个真正读者，能看懂了，会心一笑，已为极境，何必硬要人懂，硬要人读？……我实感做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三草》是青年必读书么？
从绀弩的反感中，可以看出他对官民身份的差异还是非常敏感的。他是经常保持这样的自觉，才写得出反映两间正气的《三草》来的吧。
吕剑的这篇文章，得到了何满子的响应。在《芳草集》总第九期上（2004年10月），他发表了《〈散宜生诗〉逸事补》一文，表示完全接受吕剑文章所“记述的那位重量级人物主动塞给聂绀弩诗集一篇序文的佚事”。他所作的增补，属于具体事实性质的，只有一句话：“我和绀弩最后一次会见时，他还否认他曾请这位‘大人物’写序”。除此之外，他所作的补充就是他自己的种种想像了。
第一个想像：“绀弩和这位重量级人物素无往来，此公是怎么会读到绀弩的诗的呢？”这里“素无往来”一说，似与事实不符。《聂绀弩全集》第九卷第190页就是绀弩1951年12月2日致胡乔木信，内容就是汇报和请示有关整理出版《水浒》的问题。就是乔木写的这篇序中也说了，他同绀弩，“有过几次工作上的接触”。怎么能说是“素无往来”呢？
第二个想像：“必定有一个‘献帮’（川语，谄媚者）向‘大人物’讨好，将聂诗献上。说不定，还是此人求这位重量级人物写的序言呢？”就同福尔摩斯向华生分析案情一样，任想像力驰骋：这个案犯是怎样的情况：“此人必然既是绀弩的朋友，又是能和这位重量级人物套近乎的角色”，此人又有作案动机……
黎虹的文章一发表，就使这种种分析都报废了。胡乔木能够看到聂诗，并不是因为有某一个谄媚者的献礼。黎文说：
1982年夏天，胡乔木带领写作班子在玉泉山起草十二大文件。有一天，胡绳带来一本香港出版的聂绀弩的《三草》，被胡乔木看到了。他看后大为称赞……
何满子不愿意接受这个说法，因为如此说来，他想像中的这个完整的故事里，就没有谄媚者这个角色了。为了推倒黎文的说法，何在这篇的“补记”中说：“老聂和胡绳似非稔友”，不会赠书给他。此说又与事实不符了。绀弩和胡绳的交情，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左联”晚期。鲁迅《花边文学•汉字和拉丁化》一文中提到了胡绳在《中华日报•动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动向》就是绀弩编的。可知早在1934年他们就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两人的交情还“有诗为证”：
绀弩有赠胡绳诗：“四十馀年岂少哉？风云龙虎剧欢哀。何因下里巴人曲，不见先生掩耳来。著作等身光史学，江山到眼骋诗才。再难法国公园夜，织女牛郎共酒杯。”
胡绳有步韵和诗：“弃甲从文亦健哉，江湖浪迹有馀哀。直嗤黑店无真药，深剖红楼见大才。智慧多经魔障出，风光好傍白头来。当年动向马前卒，愿共先生进一杯。”
对于一位能够题诗相赠互相唱和的朋友，赠送戋戋一册诗集印本，大约谁也不必“质疑”吧。
这篇“补记”对黎文还有一项指摘，说是弄错了胡序的发表日期，既然7月16日《人民日报》已发表此序，何以7月21日聂还写信去催序呢。其实黎文写得明明是“8月16日”，并没写错，是何先生自己看错或抄错的。这样把自己的差错作为论据去批判对方的事情，在论战中倒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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