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页面】怀念长者乔木

作者：林正德   

在季羡林先生《我的人生感悟》一书中有三篇文章题为《怀念乔木》，作者在书中回忆了他与胡乔木之间的六十年的友谊。六十年前，季先生与胡乔木相识于清华大学，当时作者是外语系学生，而胡乔木则是历史系学生。胡乔木在学生时代就参加反国民党的地下活动，一天晚上，他摸黑来到季先生的寝室，他坐在季先生的床头上，苦口婆心地劝说季先生参加革命，但季先生愣是不点头，书中说，“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最后，听他叹了一口气，离开了我的房间。”过了一两年，胡乔木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只身逃往南方，而季先生在清华大学毕业后执教一年，就同乔冠华一起到德国留学，一住就是１０年，二人走的是不同的生活轨迹。

解放后，季先生同胡乔木有一些交往，但只止于“君子之交淡如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身居高位的胡乔木被打倒了，遭批斗了，而季先生也同样难逃厄运，也遭批斗和被关进牛棚。在这些遭磨难的日子，季先生思考了许多问题，终于在后来写出了《牛棚杂忆》等书，可谓：“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触焉而得，故其言易。”（苏洵《太玄论上》）。而胡乔木是党内最主要的几大笔杆子之一，可以说他的笔杆子拥有生杀大权，在他被打倒的日子里，我相信他一定也在思考着许多问题，他思考着中国的命运，也对自己的笔和话曾经伤害了一些好人而感到愧疚。在“四人帮”被捕后，他终于复出，随着年龄渐老，他愈发产生怀旧之感，时常怀念旧时老友，例如，他就很珍惜与季先生的数十年的友情，季先生在书中说，“什么人送给他了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给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了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

当然，并不是什么人都这么理解他，他在一些知识分子的眼里仍是“左”之士，例如，著名作家、诗人聂绀弩因受胡风事件的牵连，数十年在批判、撤职、监督、察看、戴帽、劳改、坐牢、冤屈、丧亲、疾病中度过，可谓坎坷一生，经磨历劫。1981年6月，聂绀弩的旧诗集《三草》在香港野草出版社出版后，聂绀弩原任副总编辑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打算要出版该书。就在这时，1982年夏天，胡乔木带领写作班子在玉泉山起草十二大文件，一天，胡绳带来了一本香港出版的《三草》，被胡乔木看到了，他看后大为称赞，主动提出要为人文版《散宜生诗》作序。大约，胡乔木是个大忙人，这本书人文社早就排校好了，就等着胡乔木的序文，然后开印。聂绀弩显然是等不耐烦了，他叫编辑朱正去问问李锐能不能催一催，而李锐则说，这事没办法去催。《散宜生诗》后来终于出版了。在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有这么几段话：“一天，某知名度颇高的作家读了诗集后，登门拜访。寒暄了几句，便谈起了‘散宜生’，遂问：‘老聂，拜读大作，佩服之至。不过我还想问问，你是怎么找到乔木。请他作序的？’/霎时间急雨骤至，黑云飞扬。忿极的聂绀弩倚案而立，怒气冲口而出，厉声切齿道：‘妈的个B，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

我想章诒和说的这事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吕剑、何满子也撰文有类似的说法，可能聂绀弩对胡乔木是有过一些误解，不过，自从胡乔木突然造访他的家之后，他的成见开始释然。时任胡的秘书的黎虹在《也谈胡乔木为聂绀弩〈散宜生诗〉作序》（载《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3期）一文中说到了这次聂胡晤谈的情况：“当时聂老卧病在床，哮喘比较厉害。他的夫人周颖身体也不好，全靠湖北京山老家来的一个亲戚帮助照顾。胡乔木见此情景，首先问他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周颖提出，她的亲戚是农村户口，由于没有粮票，不能长期留在身边，希望能解决她的北京户口问题。胡乔木答应同北京市联系。他看聂哮喘厉害，主动表示，他可以设法买些治疗哮喘的好药，但需请医生对聂的病情开个诊断书。”古语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身居高位的胡乔木能这么主动热情地伸出友谊之手，聂绀弩对他的成见误解还有什么不能冰消瓦解呢？聂绀弩在1982年8月2日致友人高旅的信中说：“ 兄之落实政策事，近已向胡乔木同志提出，请他向有关方面了解，并促成之。此公做事负责，近对我颇好感，曾见访一次，并主动为《三草》作序，谓其特色也许为过去现在将来诗史上独一无二的。溢美不论，对我有此兴趣，故趁其询我有无问题要解决时，专函提兄一笔，想会有下落也。”（《聂绀弩全集》第九卷，第332页）从他的信中不难看出清高的聂绀弩对胡乔木也有了好感。

德兰说：“这里有三种可怕的老年徵兆：自私、呆滞、固执。但是，幸运地，我们还有三种防御的方法：同情、前进、宽容。”

晚年的胡乔木不忘老友季先生，对以前素无交往聂绀弩先生，他也主动为《三草》作序，并主动登门拜访，为其解决生活实际困难，显示其宽厚仁者的襟怀，同情、前进、宽容、理解、怀旧、博爱等，都构成了晚年的胡乔木的关键词。他不仅对老年人如此，对于年轻一代人也给予理解与厚爱，季先生在《怀念乔木》（1）中道：“1986年冬天，北大的学生有一些爱国活动，有一点‘不稳’。乔木大概有点着急。有一天他让我的儿子告诉我，他想找我谈一谈，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但他不敢到北大来，怕学生们对他有什么行动，甚至包围他的汽车，问我愿不愿意到他那里去。我答应了。于是他把自己的车派来，接我和儿子、孙女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外面刚下过雪，天寒地冻。他住的房子极高极大，里面温暖如春。他全家人都出来作陪。他请他们和我的儿子、孙女到另外的屋子里去玩，只留我们两人，促膝而坐。开宗明义，他先声明：‘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６０年来的老朋友。’我当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把我对青年学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和盘托出，毫不隐讳。我们谈了一个上午，只是我一个人说话。我说的要旨其实非常简明：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唯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和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后，乔木说话了：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说是要把我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能得到乔木的同意，我心里非常痛快。”

是啊，能够得到二位可尊敬老者的理解与爱护，这应是年轻一代人之大幸。我历来认为年龄的差别并不一定都要形成沟壑，年少者与年长者之间也可以架起友谊的桥梁，只要双方能够以真诚去播种，热情去灌溉，理解去培养，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年长者与年少者之间只要彼此以诚相待，相互尊重，经常交流思想，取长补短，携手共进，那么，“代沟”是完全可以填平的。